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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思想家委员会发布

忠于祖国、服从君王、献身于政党

第一，从生存主体上讲，我们正处在由“群体主体”走向“类体主体”的时代。

人类个体不同于动物个体，动物个体是一种从生到死都依据“天性”生存的单体、“种体”，而人类个体则是一定社会肌体的细胞，是以文明的方式生存的社会性的主体。

人类曾经经历了原始社会的“类群主体”、奴隶社会的“氏族主体”、封建社会的“民族主体”和三百多年来的“国家主体”。与之相应，所有这些时期的政治，都是血淋淋的弱肉强食的战争政治、赤裸裸的胜王败寇的王寇政治，其经济也都是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吃不饱就抢的掠夺经济，其文化也只能是保家卫国的忠孝文化、通过苦上苦成为人上人的功名文化。

与之相反，自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人类正在快步地成为“类体主体”即“一体化了的人类主体”。

20世纪连续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使人类第一次进入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世界相对和平时期。世界大战把各个国家和地区及其政治、经济、文化迅速推向国际舞台，从而使民族成员、国家公民第一次成了“世界公民”。世界和平带来的经济腾飞、科技繁荣、文明复兴、人性苏醒又加速厂这种个体人类化过程。隐藏在世界和平背后的冷战和备战，尽管发展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然而，面对个体人类化、生存世界化，要么同归于尽，要么互补共生的时代现实，不同国家的人们特别是政治家们，不得不丢弃几千年来一直居于支配地位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政治思维传统、“左中右”“敌我友”的社会思维传统、“爱国”“事君”的文化思维传统。

超音速客机使地球成了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进一步使人成了类化人。这使得比如因特网上的人类个体，已经成了有国籍而无国界、有种族而无种族歧视、有性别而无性别贵贱的“类体化个体”。

第二，从生存内容上讲，我们正处在由“外向活动”走向“内向活动”的时代。

人类生存曾经经历了远古的“依赖自然物”阶段、近古的“利用自然物”阶段、近代的“改造自然物”阶段和现代的“创造自然物”阶段。沿着长达四百多万年“自然为人立法”的道路，人类生存下来了；沿着近代以来长达三百多年的如康德所说的“人为自然立法”的道路，人类壮大起来了。

可是，到了20世纪末，人们猛然发现，人类的自然环境已经糟糕到了“不宜人类生存’’的地步：耕地已经少得可怜，人口却增长得可怕；森林面积已经很小而且仍在急剧减少，物种数目已经很少而且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江河浑浊不清，空气毒污不堪。自然科学家们胜利的笑声与人文科学家们愤怒的吼声，形成了振聋发聩的合声。

更为担忧的是社会环境：街道上上下班的人们为了家人的所谓幸福，正由快走、迅走、小跑变成狂奔；工作室里工作着的人们手里忙着活计，眼睛却必须盯着阴晴不定的上司的脸，心里还要盘算着怎样同口是心非的同事们口蜜腹剑地相处。夜以继日、呕心沥血，为的却是一个“钱”字；道貌岸然，前呼后拥，心里却没了“人”字。今天的人究竟成了什么呢?既是货真价实的衣冠楚楚，又是名副其实的衣冠“禽兽”。

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得人类突然醒来：无论是“自然为人立法”带给人类的苦难，还是“人为自然立法”带给人类的灾难，无一不是因为人未能给自己立法。

合自然的未必是合人性的，合社会的未必是合人性的，合现实的也未必是合人性的。相反，只有合乎人性的东西，才是真正合自然的、合社会的，才是应当成为现实的。无论是“顺其自然”——自然为人立法，还是“征服自然”——人为自然立法，都必须以人对“人”的理解为前提，都必须以“人为自己立法”为基础。今天的人类，正在把掠夺自然、改造社会、征服他人的主要力量转向自我、对准自己。

第三，从生存特征上讲，我们正处在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走向“精神文明”的时代。

文明体系是由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组成的。千百年

来，人们一直以为，人类首先要满足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艺术、哲学等活动，并且总是以为，只有物质的文明、制度的文明才能引来精神上的文明。事实并不是这样。人类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是一体化的、共时空的，它们既不是什么“首先……然后”的分离关系，也不是什么“只有……才能”的因果关系。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根本说来就是因为人类倒转了“动物与食物”逻辑关系。在人类这里，精神是人的内在规定，物质是人的外在形态，制度是人的中介系统。所以，精神文明是人类生存的目的，物质文明是人类生存的载体，制度文明是人类借助载体、实现目

的的方法。

这也就是说，真正文明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制度，一定是以文明的精神世界为本质特征的；离开精神的文明，不可能产生出物质的文明、制度的文明。

回顾人类历史，由于人们没有从“精神”角度来解释文明，所以才产生了把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分割开来的弊病，才使人们把文明误解为物质生活的所谓“现代化”、社会制度的所谓“民主化”。

精神文明当然不是政治家们挂在嘴边的什么忠于祖国、服从君王、献身于政党的什么“主义”。即便这是一种精神文明，也是“国家中心”时代的产物。

精神文明也不是人们常常理解的热爱科学、崇尚自由、助人为乐。即便这是一种精神文明，也是个人素质方面的东西。

人类的精神文明，应当是也只能是人类之“人”的文明，应当是也只能是人类之“类”的文明，应当是也只能是“类”的生活、思想、劳动和交往都从人性出发、都无愧于“人”的文明。可喜的是，今天的人类正在走进立足于精神文明的时代。

第四，从生存方式上讲，我们正处在由“纵向进化”走向“横向进化”的时代。

在以往的人类进化阶段，在以纵向性进化、时间性发展为主导的人类生存时期，一个人要获得一项发明、取得一种成功，常常需要付出毕生的精力甚至几代人的努力，而成果的作用面反倒是一个小小的群体、小小的区域。所以，这时期的人类进化只能采用“纵向接力”、“点面衍射”的方式，必须有足够的时间上的保障。

与之相反，人类今天的一体化不仅使个体的人生变得丰满、多彩，而且给个体提供了类体化的、全球性的生存空间。在一体化的时代里，一个人的发明会作为其他所有人类个体发明的起点，从而迅即引起裂变性、爆炸性的“类发明”效应。这些发明又会立即成为其他个体的素质和起点。这种情况，使得纵向性的进化、时间意义上的进步已经显得微不足道。

这种横向性进化、空间化发展的生存方式，已经辐射到人类的几乎所有领域。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短短五十年间，人类就登上了月球，了解了火星，破译了宇观的、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超微观的许许多多的秘密；从人对自我认识上看，短短五十年间，人类已大致摸清了自身的细胞机制、基因状况、情感基础、心理结构，甚至走到了“克隆人”的门前。

随着横向进化的进一步发展，还将会引发出“速率短缩”、“新奇横生”、“时空束系”，甚至“时间克服”或“时间相对克服”等宇宙奇迹，将会形成类似于“地球文明”这样的一个又一个宇宙学意义上的文明之珠。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会在人类自身产生诸如“改善基因性能”、“相对控制寿命”乃至“心想事成”的人类生存景观。

第五，从生存性质上讲，我们正处在由“自发进化”走向“自觉进化”的时代。

以上所述，只是对我们所处时代外在形态的表述，由“自发进化”走向“自觉进化”才是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

按说，人所为人的根本标志就是人有精神，而精神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能够使人的活动乃至活动结果都必须经过自己的思考，都是自知的、预知的，即都是自觉的。

而实际上，人的思考、精神如果不是以人为本、从人性出发，不是以实现人的本性为参照系和根本目的，其结果都一定是不成熟的、幼稚的、有悖于人性的，其“文明”也只能是自发性质、不成熟性质的。

回顾历史，人类的发展之所以表现为“恶推动史观”、“英雄史观”、“神学史观”以及达尔文进化论所描述的情形，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的进化始终处在“自发进化”的阶段。冷静地看，自人类产生以来直到20世纪下半叶之前，长达四百多万年的人类进化史，都属于这种“自发进化”的历史。

相反，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人类活动，则表现出了由自发进化走向自觉进化的鲜明特征。例如，人们已不再以单纯的物质生活富足作为人生的幸福，也不再以片面恪守传统道德作为人生的目标；人们已不再用国家思维、民族意识、种族理念、性别观念，以及社会角色、政治地位、功名大小作为衡量“人”的标准；甚至，人们也不再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作为衡量是非、善恶、对错的标准。

自觉进化，就是人类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对自我的正确理解基础上的进化，就是从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性出发、以实现人的本性为参照系、以确证或发展人的本性为最终目的、以是否尊重人性为检验标准的进化。一句话，自觉进化是以“人性觉醒”为特征的进化。

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时代，从广度上讲，乃是一个“人类一体”的时代；从深度上讲，则是一个“人性觉醒”的时代。

(二)智能化：全球世界的生存特征

类体化是全球世界的社会特征或外在特征，智能化则是全球世界的生存特征或内在特征。

智能化是从人类的生存方式上来界定人类生存状态的概念。智能时代是人类沿着狩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机械时代、电子时代的道路发展而来的一个新的、更高级的生存时代。

智能化时代与全球化时代不谋而合、不期而遇，整合成同一个“全球世界”，一定有着内在的原因。

人类的进化呈现为如下两条十分清晰的历史线索：第一，从人类的生存范围或交往范围上讲，它表现为氏族时代→部落时代→民族时代→国家时代→国家间时代→全球时代，这里展现的是一种由小到大、由窄到宽、由点到面、由面到圆的发展图景；第二，从人类的生存内容或交往内容上讲，它表现为狩猎时代→游牧时代→农业时代→机械时代→电子时代→智能时代，这里展现的是一种由浅到深、由低到高、由物质发展为主到精神发展为主的发展图景。面对人类发展的这两幅图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两幅图景具有如此的同向性和同步性?

我们在章韶华学术思想体系的前几门学说中，常常会发现对人类生存本性的这类界定：“人”，乃是具有肉体存在、社会存在、精神存在三重存在的地球物种；在“人”的三重存在中，肉体是载体、社会是介体、精神是本体。如果“人”禀赋的是这样的本性，如果“人”是这样的三重性的存在，那么，人的发展方向、人的发展路线，便只能表现为“肉体发展→社会发展→精神发展”与“个体发展→群体发展→类体发展”之“内”与“外”互动、并进的情形。

正是基于这些分析，我们才说：全球世界是由类体发展与智能发展整合而成的一个具有全新性质的世界。

正如全球化或类体化具有自己的特征一样，智能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对此，我在《超然一终极学说》中曾进行过这样的论述：

第一，智能时代是面对人类智力——或取代人类的智力劳动、或

弥补人类智力的缺陷的时代。人类对于自己既已成熟的许多智力劳动如实证、运算、推理、判断，已没有必要再费时费力地做重复性的劳动，这时就只能让智能机去做；再如，人类对于自己尚无能力实验一推论一结论的东西如基本粒子的运动规律、宇观世界的内部秩序，对于这些人类智力无能为力的东西，也只能让智能机来帮忙。

第二，智能时代是一个智能按照自己的智慧方式而判断、推理、作为和发展的时代。从经验上也是从原理上讲，一个事物一旦形成，就获得了自己的特殊性、独立性和自我运动、自己发展的权利。这也就是说，一个事物一旦形成，它不仅要遵循生于斯养于斯、置身其中的整体或大系统的运动规律，而且还要遵照自身的特殊规律，似乎是背离母体地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强化自己的发展权利、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增加自己的发展可能。正如霍金所说：“我似乎觉得，如果非常复杂的化学分子能在人体运行使他们具有智慧，那么同等复杂的电子线路也能使电脑以一种智慧的方式行为。而且，如果它们是有智慧的，它们也应该设计出甚至具有更大复杂性和智慧的电脑。……平衡处理器可以模仿我们大脑工作的方式，并且使计算机以智慧的、有意识的方式行为。”

第三，智能时代是一个以“生物一电子体”为发展方向的时代。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既具有人脑智慧特征又具有电脑智慧特征的智能机，智能机反过来又用自己的智慧提升着人脑智慧的层级甚至新人种的智慧，新人种的生物性智慧复又创造出智慧层级上更高级的新电脑的电子性的智慧。如此往复，形成一个生物一电子的即全新的智力发展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往前走，必定会产生生物体中有电子智慧、智能机中有生物片断的“生物一电子体”。

第四，智能时代是一个地球智慧不断朝向和日益符合神灵智慧的时代。把人脑的生物性的智慧电子化、将电脑的电子性的智慧人脑化，并不是一种从人到物的退化，而是让人类的智慧通过电子化而更合乎宇宙运行的规律，而是克服人类精神傲慢习性的根本方法。我们可以设想，让人类的生物智慧与宇宙的物质智慧整合为一的直接结果是提升人类智慧，而这一过程的本质则是使人类的智慧、电子的智慧进而使地球智慧更加接近神灵、更加合乎神性，更能增强人类乃至整个地球对于神灵的信仰和敬畏。

第五，智能时代既是一个人类智慧宇宙化的智慧扩大化的时代，

也是一个宇宙智慧神灵化的智慧深刻化的时代。运用神灵的智慧创生宇宙，通过宇宙的演化创生人类，通过人类的智慧让宇宙智能化，通过宇宙智能化进程而显露出神灵在宇宙及其万有中的崇高地位，最终让神灵智慧一生物智慧一电子智慧是三而一，即让物智慧一人智慧一神智慧是三而一。这是神灵多么伟大的设计，这是物质世界多么深沉的向往，这又是人类世界多么光辉的前景!

我们回到现实中来。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还只是全球性进程刚刚开始的“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还只是地球智能性进程刚刚开始的“走向”智能化的时代。一个是全球化——它最终让人类一体化，一个是智能化——它最终让地球智能化，两种进化相互催化，为人类展现了一派似乎是只能出自神灵之手的壮丽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