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 is the cause of the combined matter.
Time is like a motionless vacuum.
I am life and time is in my genes
lt is time that gives birth to me, and space
that bears me.
学科资源
Subject resources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遗稿
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遗稿
作者：郑文吉
01 凝聚马克思毕生之力的巨制——《资本论》
虽然马克思留下的文献遗产数量庞大，但其生前所出版的著作却为数不多。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马克思著作有4种，其中《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及《神圣家族》（1845）体现了他摆脱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而求得独立的思想斗争轨迹；《哲学的贫困》（1847）清楚地显示出他与蒲鲁东在理论上的分歧；《共产党宣言》（1848）则从宏观上改进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后期，他作为激进的报人，为集中讨论当代史的《新莱茵报》（1848-1849）以及《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入维也纳的《新闻报》（Dze Presse,1861）撰写评论；作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先驱，他留下了各种演讲稿，如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的会议发言、针对当时各种政治事件的演讲等；还出版了有关法国革命的三部著作 《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法兰西内战》（1871）。而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Zur Krztzk der polztzschen Oko11om1e,Erstes Heft）,则是马克思在思想锤炼上所作的尝试，并随着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的问世，这种锤炼最终集中在其凝聚毕生之力的巨制 《资本论》的撰写上。
第一版《资本论》封面
毋庸赘言，《资本论》是马克思欲尽其毕生心血来完成的著作。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中，就有涉及其中若干章节的内容。而马克思对《资本论》的执著，不止上溯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其探究资本主义生产原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可以追溯到1844年起草于巴黎的未竟文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处处可见他为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四处寻找出版社的努力．以及来自周围对出版该书的督促与鼓励。面对周边的督促、鼓励，马克思曾于1851年表示说，因1848年之前就已经明确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立场，所以该书的撰写只需5周的时间就够了。而在1858年，当谈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时，马克思表示4周就足以脱稿。也就是说，马克思本打算在以往写就的草稿基础上，短时间内就予以完稿。然而，由于他严格的学术自省意识与思想上尤以复加的诚实精神，该书的出版不得不一再推迟。再加上为了处于极端贫穷与疾病困扰的家人，马克思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因此他不得不搁置主要的研究而接受报社的约稿，这些原因更促使了文稿的延迟。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早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之际，马克思就感到有修改《资本论》整体结构的必要。1865年底，他根据这一新框架完成了《资本论》的第一卷，又在1866年1月至1867年3月间，使该稿具有了“艺术性全貌（ein art1st1sches Ganzes），作为经典之作传至今日。《资本论》第一卷既已出版，马克思当然希望第二卷和第三卷不日就能完成，但第二、第三卷也与第一卷一样，因为同样的原因一再推延，最终未能在生前出版。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再期待马克思亲笔所著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问世了。
这样，《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纂与撰写便脱离了原作者之手，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来完成的。第二卷冠以“资本的流通过程，于1885年付梓刊行；第三卷则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为题，于恩格斯去世的前一年，即1894年出版。而1905年到1910年间，则出版了第四部《剩余价值理论》（三册），相当于当初马克思计划中的《资本论》第三卷。
《资本论》多种外文版
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之际，曾写信给其一生的挚友恩格斯，信中说：“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T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也然而，尽管恩格斯给马克思以忠告让他尽快完成“这本该死的书（die sverdammt Buch）（指（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所经历的所有不幸、贫困与疾苦的渊源，但马克思仍出于“学者”的良知．为追求严密的理论、完美的结构与表达而不懈地探究与推敲。”在具体问题中挖掘得越久，马克思所要考察的资料就越繁杂，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对自己无法完全理解的内容加以讨论作为学者来说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因此，他的《资本论》撰写计划不得不再三修改，这样的结果，不仅催生了对具体事案的记录与简单的笔记，而且诞生了为数庞大的手稿和手稿上随处附加的长文。从1861年到1878年，虽然间或有中断．但马克思留下了与《资本论》有关的为数庞大研究笔记，这些都是他不断探究的产物。也正是这些遗稿的存在，为恩格斯和考茨基提供了动力，尽管结果并不令人完全满意，但他们在这些遗稿的激励下，完成了马克思的未竞之巨制——《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及《剩余价值理论》。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
02 马克思的晚年及逝世
1883年3月14日下午，马克思在其书房的安乐椅上，平静而又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一般认为，马克思的最后10年，是在慢性头痛、气管炎、胃病和肝病、胸膜炎及神经衰弱等病痛中“慢慢地死去”（em langsames Sterben）的。但这与事实并不相符。当时迈入55岁的马克思虽然周期性地为病魔所困扰，但他不再冲锋陷阵于政治的洪流之中，而是作为一个学者，享有比较安稳的晚年。
1870年，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移居伦敦后，两人之间的情谊变得更加笃厚。马克思全家也于1875年春搬到梅特兰公园路41号（Maitland Park Road, Haverstock Hill）,过上更为稳定的生活。再加上他的两个女儿燕妮（Jenny）和劳拉（Laura）分别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龙格（Charles Longuet）和拉法特（Paul Lafargue）结婚，亲情关系也很融洽。而且1872年出版了《资本论》的第二版，随即又发行了法文版（1872-1875）和俄文版（1872）。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者，作为学者，马克思的名字经常出现在社会主义报纸上；撰写《哥达纲领批判》（1875入协助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1877）,也就是在这一时期。
《哥达纲领批判》多种外文版本
然而问题是，由于外部环境和健康状况的恶化，马克思无法做到倾全力来完成集自己毕生心血的巨制《资本论》。晚年的马克思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建议，去德国或瑞士的疗养地静养。1878年，德国通过了镇压社会主义者的非常法，马克思只得移至摩洛哥疗养。总之，1878之后，马克思无法专注于体系化的写作。随着夫人燕妮健康状况的恶化，马克思失去了生活的支柱。尤其是当她被确诊为癌症这一不治之症后，马克思无力使自己再振作起来。1881年夏，燕妮最后一次去巴黎探视两个女儿，返回后于该年的12月2日病逝。
马克思与燕妮（图片出自《马恩画传》）
夫人燕妮的离世，使马克思陷入双重的无力境地。燕妮死后10多日，马克思写信给其友左尔格，信中他感叹道：刚摆脱病痛的自己，无论在道德上还是肉体上，都变得全无气力卫这段时期的马克思，正逐渐迈向生命的终结。而将马克思推向死亡的最后一击，则是1883年1月11日大女儿燕妮·龙格（Jennyl Longuet）的猝死。马克思得到燕妮死亡的消息回到伦敦后，并发气管炎与喉炎，于该年3月14日因肺脓肿逝世。
而格外引人注意的是，在病痛折磨与失去妻女的痛苦中，马克思仍然不知疲倦地写作着，但他不知何时，也不知如何出版自己的摘录笔记。马克思作于晚年，即1877年后的摘录笔记来自数学、地理学、矿物学、农业及农业统计、人种学、世界史年表、机有和无机化学等著作，MEGA2第W部的最后七卷（第25至31卷）将予以刊载，可见其数量之庞大。
马克思一家及恩格斯
03 马克思逝世后书房的整理工作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女佣尼米及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生活中她被称为“杜西”）对马克思的书房进行了整理卢马克思的二女婿保尔·拉法格，对1875年后马克思度过晚年生活的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书房作了如下描述：
这间书房可载入史册。如果我们想要从其深幽的里面来考察马克思的精神生活，则必须了解他的这间书房。书房在二楼，有面朝公园的大窗户，可以让充足的阳光照进屋来。壁炉的两边，即窗户对面的墙壁处是书架，挨挨挤挤地放满了书，报纸和稿纸一直堆到天花板。壁炉对面，即一边的窗格处摆着两张书桌，堆满文件、书籍和报纸。书房的中间，在有适当照明的地方，放着一张不太大的、式样简单的写作用的书桌（长3英尺，宽2英尺）和一把木制安乐椅。安乐椅与书架之间，即窗户对面，摆着一张皮沙发，马克思有时可以在上面伸开腿暂作休息。壁炉上也是书，之间摆放着吕宋烟、火柴、烟斗、烟叶筒、文镇，以及女儿、夫人、威廉·沃尔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照片。他抽烟厉害。他曾对我说：“比起我写《资本论》所抽掉的烟，那些版税不足一提。”……
马克思不允许任何人来整理或弄乱自己的书或文件。支配着其书房的无秩序，只是看上去像是无秩序，其实所有的一切都秩序井然：当他需要某种书或笔记时，根本无需寻找，立刻就能拿到手里使用。……他与他的书房形成一体，对于他而言，书房里的书与文件就好像是他的手脚一样，随着他的命令而行动。恩格斯就是在这间书房里，对马克思的遗稿、信件以及藏书作了整理。恩格斯最为关心的，是找到马克思留下的《资本论》第二、第三卷文稿。这是因为恩格斯已决定要在马克思死后，为《资本论》——这一马克思倾毕生之力的巨制——的完稿贡献全部生命。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曾提到，晚年的马克思意识到《资本论》很难于其生前完成，而不得不委托恩格斯在其留下的文稿基础上将之完成井出版，同时．《资本论》续刊的信件如雪片般地从德国和俄国等许多国家寄到恩格斯手里。然而，由于这一时期恩格斯不得已卧病在床，文稿的初期整理工作自然就交给了爱琳娜和尼米。
3月25日，书房的整理工作开始不久，尼米“在马克思的手稿里找到了一个大包，里面是《资本论》第二卷，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共有500多页对开纸（Folio）”。一周后，包括相当于《资本论》第三卷的“总过程的各种形式”手稿，总共发现了1000多页。不光这些，这一年6月，从摩尔（马克思）的文件中还找出了1848年以前撰写的庞大的手稿——其中竟有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手迹
综上所述，起先书房的整理主要是由爱琳娜和尼米负责的。而当爱琳娜开始正式为《进步》——后来成为其丈夫的爱德华·艾威林（Edward B. Aveling）主编的进步杂志——撰稿后，便独立出去，整理工作就由恩格斯和尼米继续进行。书房的整理工作当初计划为6个月左右完成，而到了这一年的5月，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要弄清放满箱子、纸包、包裹、书籍等等的这个阁楼的全部秘密，还得过些时候。”恩格斯对马克思书房的整理，实际上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直到结束梅特兰公园路住宅租赁的1884年3月才完成。
以上讲述了马克思书房的整理经过，我们有必要提到其中的两个“事件”。一是对马克思书信的处理问题。爱琳娜整理其父亲的遗稿时，至少清楚地知道，有关《资本论》的遗稿均要交给恩格斯。但对于爱琳娜和劳拉，有件事情十分重要，那就是父亲生前所保管的书信中，尤其是她们父母的书信，有些内容可能会损及恩格斯，他们要将这一部分书信整理出来。因此她们——尤其是负责整理文件的爱琳娜非常留心，不让这些信件引起恩格斯的注意。
《资本论》手稿
接下来我们要提的事件是关于马克思遗嘱的执行，对此，次女劳拉因自已被排斥在外而感到不满。恩格斯在1883年5月3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的逝世》一文。他在文章末尾写道：“马克思留下口头遗嘱，指定小女儿爱琳娜和我作为其文献著作的处理人（Interansche Exekutoren）。”
1883年3月1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刊登马克思逝世的讣告
但次女劳拉在巴黎看到这一文章后，对于父亲将自己排除在外而指定爱琳娜作为遗嘱执行人，感到十分失望，并以不满的语气向恩格斯诉屈卫恩格斯收到劳拉的这封信后，立即回信表示了歉意。
可怜的摩尔［马克思］去世以后，杜西［爱琳娜］在一次答复我的问题时告诉我说，摩尔对她说过，要她和我处理他的全部文稿，并关心出版那些应该出版的东西，特别是［《资本论》］第二卷和一些数学著作。[……J如果你想知道摩尔的原话，那么只要你请杜西告诉你，她毫无疑问会这样做的。
保尔［劳拉的丈夫］在这里的时候，这个问题曾经讨论过，我相信这件事他是知道的。
至于“遗著处理人“这个说法，责任要由我一个人来负，那时我不可能选择别的字眼，如果我因此而有所得罪你的话，那就请你原谅。
恩格斯接着指出，按照英国的法律，摩尔在英国的唯一法定代表就是爱琳娜；也就是说，能够在英国取得遗产支配证书（Erbberecht1gungspap1ere）的人必须是“住在英国的近亲”。
不管怎样，马克思逝世后，在其文献遗产整理过程中发生的这些琐碎事情，实际上暗示着并预告了日后将会围绕其文献遗产将会产生纠纷，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注意的。
04 马克思的文献遗产：著作、评论、遗稿、书信以及藏书
马克思的文献遗产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类：生前已出版的著作、论文和评论、手稿（Manuskripte）、摘录（Exzerpte）、书信、各种文件（Dokumente）、藏书。首先，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只限于包括《资本论》第一卷在内的若干卷，但发表在杂志和报纸上的论文、评论以及报道，数量相当庞大。他为其主编的1843-1844年《莱茵报》，以及1844年的《德法年鉴》、1848-1849年的《新莱茵报》撰写了大量稿件，1852-1861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文更是持续了10年之久，还有在领导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过程中所写的演讲稿和论战文章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些著作和出版物的自用本（Hand-exemplar）上，记有各种修改指示、栏外边注、下画线、侧画线，这些为考察其思想发展轨迹具有重要的价值。
《莱茵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手稿包括用于出版的手稿、用于推敲的初期阶段的文稿或草稿c其代表作是1857年后为撰写《资本论》而准备的经济学笔记，数量极其庞大。还有被称之为《大纲》（Grundrfase）的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手原稿（Urtext）在内的1858-1861年的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理论》在内的1861-1863的手稿、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1863-1867的经济学手稿、用于《资本论》第二卷的手稿和第三卷手稿等。这里还包括其生前未能出版的学位论文、1844年撰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5-1846年撰写的庞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以及恩格斯在其信中提到的数学手稿（mathematlsche Arbe1ten）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手迹
马克思的摘录笔记包括他学生时代及后来阅读的各种书籍的概要摘抄和备忘录，共达180卷。这些成为他对某部著作进行批判性分析的重要根据。而他终其一生所做的庞大的摘录笔记，并不一定都具有统一性。他的摘录笔记大致经过以下三个操作阶段。第一个阶段单纯是摘录或要点整理，用于撰写文稿则相当准确与完备，这一形态通常出现在他刚涉足的领域。二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加上注释，并由此在内容上进行敷衍，或朝着他需要的议论方向重新阐释。最后是充分消化已有的资料，做成笔记，将自己的摘录压缩并整理为简洁的文句。
不仅是摘录笔记．我们通过对其个人藏书的一瞥，同样可以获得探察其精神活动之培养基的机会。正如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所描述的，其藏书就好像是他自己的手脚一样唯命是从。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
马克思的藏书，是他精神活动的工具．而不是奢侈的装饰品。因此马克思说，藏书“就是我的奴隶，它们不得不服从于我的意志”。不论书的大小与开本，也不管纸质或印刷上的不同，他不是折页卷角，就是用铅笔在空白处写字、画线或做上一定的记号。过若干年后，他又将摘录笔记和书翻出来，从中找出需要的内容。因此，马克思的个人藏书若能复原，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摘录笔记。这里我们需特别注意的是，与做摘录笔记相比，马克思的这一读书方式要更能节约时间；应该说，在当时经济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在自己所购书籍上留下的阅读痕迹（Lesespuren）,是其文献遗产中极其重要和宝贵的一部分。
文章出自《尼伯龙的宝藏》
（文中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