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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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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空间​
环境气候​

Time is the cause of the combined matter.

Time is like a motionless vacuum.

I am life and time is in my genes

lt is time that gives birth to me, and space

that bears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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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家胤:探秘唯物唯心
来源: | 作者:全球思想家委员会 王灏儒 | 发布时间: 408天前 | 597 次浏览 | 分享到:
闵家胤:探秘唯物唯心
(闵家胤1942.06.0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唯物论不是对应西文直译出来的,而是由一个日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的。“唯物”不存在,唯物主义的天塌了,地陷了。唯物唯心辩论百年,是在瞎掰。

 


闵家胤:探秘唯物唯心


全球思想家委员会王灏儒评:


“唯物”根本就不存在,是一个日本译员,自解而来。


一位令人敬仰的大学士,我的尊师出言谦卑甚微——仅以这篇短短的“浅议”就教于大方之家。


闵家胤:探秘唯物唯心科学数据贫乏



闵家胤:响应周有光 推进新启蒙


闵家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全球思想家委员会王灏儒  评说:


因为唯物唯心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偏面的基础上的。人的观念不正,必然处在昏暗的境界里。昏暗中的人所行的事不违背这一面,就违背那一面。人要达到与两个世界合一,就必须培养一个通达的灵性。

人类社会的变革,以唯物主义来看,只承认眼观、耳听,手能摸到的东西。从唯心史观来看,否定了眼能观、耳能听,手能摸的物质世界,不能把有形物质与无形或隐形物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很多的信仰者仍产生了偏面的唯心史观。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完善,唯物不叫唯物,唯心不叫唯心。

宇宙的生命作为,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概念去推想,他如同人的生命作为一样,千奇百怪,无法测度。宇宙生命学,是避开现有的唯物与唯心观念,劈开一条新路径,去揭开自然宇宙的奥秘。


因为唯物唯心的观念都是建立在偏面的基础上的。人的观念不正,必然处在昏暗的境界里。昏暗中的人所行的事不违背这一面,就违背那一面。人要达到与两个世界合一,就必须培养一个通达的灵性。

人类社会的变革,以唯物主义来看,只承认眼观、耳听,手能摸到的东西。从唯心史观来看,否定了眼能观、耳能听,手能摸的物质世界,不能把有形物质与无形或隐形物质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很多的信仰者仍产生了偏面的唯心史观。以上两种观点都不完善,唯物不叫唯物,唯心不叫唯心。

宇宙的生命作为,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概念去推想,他如同人的生命作为一样,千奇百怪,无法测度。宇宙生命学,是避开现有的唯物与唯心观念,劈开一条新路径,去揭开自然宇宙的奥秘。

既然唯物唯心“双子塔”轰然倒塌,尽管唯物与唯心相互对立,毕竟的唯物与唯心在支撑着这个世界,唯物唯心两无我们人类怎么活?

请看下文,这边风景独好

地球在为人类献肉献骨献血,动物与植物也在为人类献肉献骨献血。人类除了使用地球与动植物的身体筋骨血肉外,别无它为。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概念是错的。人类不承认生命世界与至高无上的生命,是要吃大亏的

生命炁息是物体的原基。物体又是生命的代表符号。世界上除了生命与身体以外,就无话可说。世界上凡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那只不过是生命的符号。世界上凡看不见,摸不着的物质,那就是生命与生命炁息。世界上不论是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都是一个生命的整体。世界上只有身体与生命两大类:人类反正只是对身体感兴趣,对生命来说,漠不关心,甚至否认生命的存在。

宇宙的生命作为,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概念去推想,他如同人的生命作为一样,千奇百怪,无法测度。宇宙生命学,是避开现有的唯物与唯心观念,劈开一条新路径,去揭开自然宇宙的奥秘。




定义

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它主张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即主张物质是宇宙和自然存在的基本实体。

唯心主义: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精神的产物和反映,它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即主张精神是宇宙和自然存在的基本实体。

简介

闵家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哲学研究,特别是对唯物与唯心主义的探讨。在他的研究中,他提出了对唯物与唯心主义的独特见解,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王灏儒,全球思想家委员会成员,对哲学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他对闵家胤的研究表示了高度的赞赏,并提出了自己对唯物与唯心主义的独特观点。

读后感

在阅读了闵家胤先生的文章后,我深感震撼。他通过对唯物与唯心的深入研究,揭示了它们的起源和本质。同时,他也指出了唯物与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这使我更加深入地理解了哲学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王灏儒先生的评说更是让我受益匪浅。他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视了唯物与唯心主义,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这让我对哲学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

基于全球思想家委员会王灏儒的评说

王灏儒先生认为,唯物与唯心的辩论是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但它们的起源并非来自哲学家的严密考究,而是来自一个日本人的错误翻译。这一观点让我重新审视了唯物与唯心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

同时,王灏儒先生还指出宇宙的生命作为,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的概念去推想,他如同人的生命作为一样,千奇百怪,无法测度。宇宙生命学,是避开现有的唯物与唯心观念,劈开一条新路径,去揭开自然宇宙的奥秘。

就无话可说了的宇宙生命观

在探索宇宙生命观的过程中,我深感人类的渺小和无知。面对宇宙的广袤和复杂,我们似乎无法找到确凿的答案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意义。然而,正是这种探索和思考,让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生命,更加热爱和敬畏宇宙。

闵家胤和王灏儒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在未来的探索中,我们需要不断地拓宽视野,深化理解,以更开放的心态去面对宇宙的奥秘和生命的奇迹。




闵家胤:探秘唯物唯心

 

闵家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唯物论不是对应西文直译出来的,而是由一个日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的。“唯物”不存在,唯物主义的天塌了,地陷了。唯物唯心辩论百年,是在瞎掰。

 

全球思想家委员会王灏儒评:

 

纵然是西文直译,西文又是谁呢?西文不是,国王,纵然是国王,国王又是谁呢?国王比起老天来不如一只蚂蚁。可喜的是我王灏儒多年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闵家胤”到底把唯物,唯心的老底给挖出来了。结论是:唯物与唯心的出处是来自一个日本人的错误翻译——并不是来自一代哲学家的严密考究所给定的——社会划分标准。 

古今中外大道千古最大的“假冒伪劣产品——竟然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不可思议,千古笑料。前有唯物后有“祛魅”。

我再说亿万遍——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竟然是“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来路不明的“三无产品”——横贯苍穹时至今日!

“唯物论”(=唯物主义)果然不是对应西文直译出来的,而是由西周同时代的,一个日本译员,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的;

错译中“冒”出来的“唯物主义”它,纵然是西文直译,而西文又是谁呢?是国王?西文纵然是国王,而国王又是谁(鞋子沾狗屎的小屁孩儿)呢? 

国王比起老天总还是比一只蚂蚁小的多,能量相差十万八千里还要多呢。 

可喜的是我多年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闵家胤”到底还是把“假冒伪劣”的唯物,唯心的老底给挖了出来。 

结论是:唯物与唯心的出处是来自一个日本人的错误翻译——并不是来自一代哲学家的严密考究所给定的——哲学标准。

 

  最近,参加一个小型的学术座谈会,接识了张森根先生。会后,我把刚再版的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进化的多元论》(增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邮寄给他一本;收到并翻阅后,他给我电邮发来很多种周有光老先生相关材料,又来电话热情邀请我提供文章,加入为庆贺周老108岁华诞学术界同人即将出版的文集。我当然乐于参加。

  其实,退休10年来,我除了闭门造车写自己的下一本哲学大部头之外,也做了一点普及和启蒙的工作,那就是开了博客zherenzhiwu(哲人之悟);内中有“哲学短篇论文”一栏,推出了将近70篇短文。于是,我从中选录了7篇同周老思想观点相呼应和略有发明的,稍加增改,编缀成此文,冀希被纳入此极富意义之盛举。

  需要说明的是,我理解“新启蒙”首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譬如,我写的这7篇短文就是我自己从年轻时盲目接受和盲从迷信的教条中启蒙,在火化西归之前终于闹了个明白。

  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段

  按照苏联人编写的历史唯物论教科书,人类社会按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姑且不谈这样划分是否符合人类历史的真实,即是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单看它的逻辑性就会发现有很大的问题。

  按照初等逻辑的常识,凡分类必先定下一个分类标准,并始终采用这同一标准。譬如,我们问某大学一间教室里听讲的都是什么人,若回答“听讲的有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还有几个教师”,这答案就是符合逻辑的,很清楚。若回答“听讲的有本科生、党员、女人,还有戴眼镜的”,这答案就不符合逻辑,思维混乱。遗憾的是,“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历史观”,从逻辑上看,就属于这后一类。

  因为,倘若以“时间”做划分标准,就应当说:“原始社会→古代社会→中世纪社会→近代社会→现代社会→未来社会”。若改用“主要劳动者”做标准,就应当划分成“部落成员社会→奴隶社会→农民社会→工人社会→职员社会”。若用生产力主要要素为标准,就应当划分为“森林社会→草原社会→农田社会→资本社会→信息社会”。

  这样一来,我们就碰到一个尖锐的,并且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究竟怎样划分才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科学的,符合逻辑的,还是同人类历史的现实过程一致的?


  我们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马克思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自然的发展阶段。……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这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

  我们将这段话的内容加以整理,就会得出结论:人类社会是“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它有若干任何民族或国家都必然经历的“自然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不能以人划分(如“奴隶”),不能以阶级关系划分(如“封建”关系),也不能以“经济范畴”划分(如“资本”),只能以“社会经济形态”划分,而“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这是马克思晚年,在完成对”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的详尽考察之后,即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之后,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比较成熟的观点。这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他早年提出的”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社会学中,它是处于第一位的关于社会整体的概念。

  因此,如果我们放弃”五种社会形态单线发展的历史观“,就应当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或者说不同的”生产方式“,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段。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经历了采集-狩猎社会→农业-游牧社会→工业-信息社会这样几个进化的自然阶段

  (1)采集-狩猎社会社会发展的幼年阶段,人类生活在大自然的襁褓中。自然是第一生产力,人则靠天吃饭。天人合一闵家胤博士把人则靠天吃饭理解为天人合一)无为而治。开始用火并熟食,有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划分,制陶业兴盛。文化的主要成分是万物有灵观念,多神教和原始艺术。主要意识形态是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和巫术。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是口口相授。社会按血缘关系构成部落,有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两个阶段;典型的结构是”O“型。有采集为主的社会和狩猎为主的社会的长期对垒。若按文化划分,这个时代亦称图腾时代,神话时代,或神权时代。


                                          

全球思想家委员会评:

天人合一什么概念?

人生在宇宙里,人的生命系统全面与宇宙的生命系统贯通时,人就成了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人是超人。

天人合一,就是不在自己,自己是宇宙,宇宙是自己,二者合一。人与宇宙合一,生命力与智慧那将是无穷的。人生在宇宙里,每个人的生命系统都被那个自我所封闭。人认为,自我在宇宙中是相对独立存在的,人的那个相对独立观念,封闭了人与宇宙生命相通的管道,人就成了一洼死水式的生命。


  (2)农耕-游牧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童年阶段,一半靠天吃饭,一半靠自身力量吃饭。人力和畜力成为第一生产力,在某些时代和某些社会,一部分人被当做奴隶使用。出现了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和人定胜天的思想。冶铁业被用以打制工具和锻造兵器,进化出作坊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由多神教进化出一神教,宗教是文化的主体和作为统治工具的社会意识形态。有用文字记载的宗教经典,进化出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出现前科学形式的天文学、地学、医学、农技、炼金术等文化形式。教育担负起文化传承的使命。社会宏观结构是按地域和文化结合的民族国家,微观结构是按血缘结合的父系家庭,有一夫一妻、一夫多妻、一夫一妻多妾、一妻多夫等多种家庭形式。社会的典型结构是”A“型,政教合一,政军合一,有王权封建专制主义、皇权贵族专制主义、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等多种政体。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长期对垒,游牧民族对农耕民族的入侵和改变,贯穿整个时代。若按文化划分,这个时代亦称信仰时代,或君权时代。

  (3)工业-信息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少年阶段,减少了对自然的依赖,更多依靠自身的智力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和创造人工世界。个人解放,政教分离,理性压倒信仰,思想自由,人权保障。进化出由古典文化、现代科技、人文学科组成的完整文化体系。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热能、电能、核能和太阳能相继成为社会生产的推动力。社会按照科学发现→技术创新→工业革命→商品生产→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制国家的次第发展。农业人口减少,出现城市化过程。利益关系(金钱关系)上升为社会结构的主要关系。意识形态淡化,教育产业化,实行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典型的社会结构是”M“型:三权分立,多党议会民主制。男女平等,一夫一妻,辅之以多种形式的家庭,多种形式的两性关系和人工生育方式。交通便捷,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发达,信息产业成为最大产业,传媒控制舆论,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工业社会逐渐进化为信息社会,即”W“型的网络社会。全球化扩展,民族国家逐渐淡化。工业-信息社会必然造成人口膨胀、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威胁人类生存,因而人类不得不向生态文明进化。若按文化划分,这个时代亦称理性时代,或科技时代,或民权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是远离平衡的非平衡态复杂系统,又有各不相同的文化传统(S-CDNA),因而从来没有按单一轨线和单一模式做单线发展,而且多种社会结构和多种文化形式不断扬弃、内化并保存下来,文化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复杂。

  社会系统结构的进化:O→A→M→W

  总括古今中外各种社会系统,从信息和权力的视角来看,可以抽象出四种基本的结构模式,它们恰巧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母来象征:O、A、M、W。它们是一个一个先后进化出来的,所以,社会系统结构进化的公式可以写成:O→A→M→W。

  人类社会的第一种生产方式是采集和狩猎。采集-狩猎社会的典型结构是O型。它可以是无中心的松散的群体,但更典型的是有核心的原始人类的群体。所以,我们可以把有O型结构的社会系统命名为”有核心的系统“(asystemwithacenter)。它以最年长的女性为核心,以母系血缘关系为成序关系;内部主要是成员之间平行传递的信息流。

  人类社会的第二种生产方式是农业-畜牧业。农业-畜牧业社会的典型结构是A型。A型社会系统的正式学名叫层级控制系统(hierarchicalsystem),其结构最早在古代游牧民族的军事组织中进化出来,然后推广到国家(如中国秦朝)和宗教(如罗马天主教),并且后来在各种集权主义国家内登峰造极。这种系统,在最典型的情况下,只有从上到下逐级传递的信息流而没有从下到上的反向信息流,也没有同一层次上横向的信息流,所以它可以称为多层次命令系统。俗称金字塔结构,或条条专政,或垂直领导,或一竿子插到底。

  人类社会的第三种生产方式是工业生产方式。工业社会的典型结构是M型。M型社会系统可以定名为权力分散和权力制衡的系统(asystemwithdecentralizationandpowerincheckandbalance)。这种系统内有多个权力中心,它们分掌的权力相互制约以达到高效、创新、公正和廉洁。M型结构,远不止指国家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它还指教权(神权)同政权分离,党权同政权分离,军权虽依附于政权但被限定不得干政,同时还指举凡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部门形成的下层系统,如企业、公司、商业集团、银行、学校、新闻机构、研究机构、出版机构、体育组织等等,都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相对独立性。从下到上的反向信息流,同一层次上横向的信息流,都非常丰富。

  W型社会结构是人类全球社会正在和将要进化出来的一种结构,是未来的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或网络社会,或生态文明社会的结构。W型社会系统的英文名称是”holorachicalsystem“,这是一个英文新词,是E·拉兹洛同几位系统学家1989年夏天在纽约创造出来的。随后他立即飞到北京,把这个新词

  带到了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他举办的一个高级研讨班上。从构词法上分析,这是把”hierarchical“(层级控制结构的)的词头换成了”holo-“意为”全“、”整“。

  按他当时的解释,”hierachicalsystem“可译作”多层次命令系统“,与它对立的”holoracicalsystem“则可译作”多层次参与系统“;前者内部只有从上向下一个方向的信息流,而后者内部则有各个方向的信息流。他相信,未来的国际社会将进化成多层次参与系统,而不会进化成多层次命令系统;也就是说,未来的国际社会不会进化成A型结构,不会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发号施令的中心,而会进化成像生态系统那样没有中心,没有最高当局的W型结构。其特点是共同参与,平等分享,相互依存,相互协调。质言之,就是多极的均势。

  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内部,从系统科学的角度看,不同的子系统宜采用不同的结构。以教育系统为例,幼儿园和托儿所宜对小孩子采用O型结构管理,排排坐,吃果果;小学和初中宜对学生采用A型结构管理,成功的班主任经常是极富威权的君王;高中宜对学生采用M型结构管理,班主任、团支部和班委会三权分立;大学和研究生院则适宜对学生采用W型结构管理,尽可能多地给学生自由发展的空间。倘若结构用错了,要不就是把小孩子惯坏了,要不就是带出一个中学乱班,要不就是把大学生和研究生管得太死了令他们没有主动性和创造力。

  放大到国家,倘若结构用错了,那么造成的损失和出的乱子就大了。例如,对军队、政党、行政系统,当然要采用A型结构。可是,倘若只会一种结构,用A型结构管理国家的所有子系统,那肯定是官僚主义横行,搞得僵化、腐败和停滞。计划经济就是用A型结构管理经济,结果弊病很多,已经被历史彻底否定和淘汰了。可是,目前在世界少数国家,还在用A型结构管理教育、科研、文艺、新闻、出版还相当盛行,其结果当然是使这些社会丧失文化创新能力,软实力欠缺;不做结构改革,投多少钱和上多少人都没用。用计划经济方式进行物质生产的管理不好,用计划经济方式进行人的生产和文化信息生产的管理不是更糟吗?

  显然,这里总结出来的社会系统结构进化的规律和公式,对任何国家及任何个人,都有重要意义。小者,可用于治家;大者,可用于治国。进一步,还可以用来观察和指导国家的改革工作,以及推进全球社会的进化。

  封建主义还是皇权官僚专制主义?

  2010年我读了两本书,一本是《封建社会》(上)(下),法国学者马克·布洛赫著,商务印书馆2004年出版。另一本是《”封建“考论》中国学者冯天瑜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前一本是国际学术界有定评的专著,研究封建主义的权威之作。虽然翻译出版晚了,但毕竟弥补了中文学术著作一大空缺。后一本是中国学术界近年难得的优秀著作,古今中外的材料占有全面,梳理得条请目楚;立论公允平当,令人口服心服。有学术兴趣的人不可不读,否则跟着别人一辈子”反封建“,其实根本不知何为”封建“。

  冯书的不足是结论说中国古代是”宗法-地主社会“,似有蛇尾之嫌,所以读完后,我写了一篇论文《封建主义还是皇权官僚专制主义?》提出商榷。遗憾的是,三年过去了,此文尚无学术期刊有勇气发表。对此一方面我是哭笑不得,另一方面又感慨,高压的文化环境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之下,何来”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天天嚷”文化创新“,”理论创新“,创新了让公开发表吗?因为此文只是对欧亚大陆古代农耕时代的四种社会模式做比较研究,根本没有什么现实的政治内容,可是编辑和社长们还是战战兢兢地不敢发表,遑论其它更现实的文章。无奈之下,我且将结论部分的几段文字发表于此: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自相矛盾的”封建专制社会“--”封建“就不那么”专制“,”专制“就既不”封邦“也不”建国“,而是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它同西欧和日本中世纪的封建主义社会性质相反,同俄国的沙皇贵族专制主义社会相近,可是也有区别。

  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农业时代西欧的王权贵族封建制,日本的天皇幕藩封建制,俄国的沙皇贵族专制主义,和中国的皇权官僚专制主义,那么就不难发现,按集权的程度和掌握权力的大小,中国的皇权>俄国的沙皇权>日本的天皇权>西欧诸国的王权。这就是说,中国皇帝集中了比西欧各国的国王、日本的天皇、俄国的沙皇更大的权力,拥有不受任何限制且包罗全社会和超越法律的绝对君权。中国古代的官僚都是经过科举制考试选拔出来的儒教教士,在他们身上实现了比西欧中世纪黑暗时代更完美的政教合一。中国古代的专制主义,其恐怖手段、对个人的摧残和压制,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全都超过上述诸国。

  处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又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的内封闭,特别是对本应从事文化创新的知识分子心灵的封闭,在庞大官僚机构的高压下,中国古代社会远比西欧各国、日本和俄国的社会稳定,在元明清三朝达到内外封闭和结构僵化的程度,丧失进化的机制,表现为长期停滞。按现代系统科学,”皇权“是中国古代社会系统内部的周期吸引子,一切都围绕着维护皇权、巩固皇权和延续皇权旋转,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又始终没变,结果中国古代社会系统就只按”王朝建立--兴盛--危机--变法(改革)失败--农民起义或外族入侵--改朝换代的战争破坏--新王朝建立“的圈子循环,一次一次周期性地实现自复制,确实达到控制论讲的超稳定的程度。

  改换视角,如果按在时间维度中进化的次第,按社会制度的完善、严密和精致,按哪一种社会制度更能实现政权稳固、农业-手工业产量高、人民安居乐业做比较,客观地说,在农耕-游牧时代,中国的皇权官僚专制主义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比西欧、日本和俄国的制度都要强。只有基于这样的认识,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古代的农业-手工业文明最发达,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人最初接触中华文明都发出惊叹,才能解释为什么像伏尔泰、莱布尼茨和魁奈这样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由衷地赞美和羡慕中国当时的制度和文明。毕竟西欧在中世纪后期进化出来的”王权贵族封建制“,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周朝就进化出来了,而且在激烈竞争和反复比较之后被超越和抛弃了。

  让我们再改换一个视角。如果从文化进化和现代化的视角比较,以哪一种社会模式更有利于文化发展、社会进化和完成现代化做比较的标准,客观地说,西欧的王权贵族封建制排第一,日本的天皇幕藩封建制排第二,俄国的沙皇贵族专制主义排第三,中国的皇权官僚专制主义排第四。西欧从公元前476年西罗马灭亡到1993年欧盟成立,在大约1500年的时限内,一直没有统一过,更没有建立过”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在分崩离析的各国之间,各种各样的战争接连不断,一直处在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的时代。可是,在这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中,在这看似混沌的状态中,西欧逐步实现了个人的解放,赢得文化创新的自由,结果西欧--惟有西欧,进化出了包括现代科技文化、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制三部分的近现代科技文明。日本的封建制类似于西欧封建制,所以文化排异较小,从1861年明治维新开始,比较顺利地实现”脱亚入欧“,成为东亚的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俄国尽管跟西欧同属雅利安人种,都信仰耶稣-基督,可是它少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这三课,又遭受过鞑靼(蒙古人)250年的专制统治--”撕破一个俄罗斯人的脸,就露出一个鞑靼人“,结果俄国现代化的阻力很大,道路很曲折。中国则表现出最强的文化排异,花了两百多年近现代科学-技术才落地生根,花了一百多年市场经济才开花结果,然而,中国至今无无法超越”大一统“,无法超越”皇权“,无法超越”官僚体制“,无法超越”专制主义“。

  “大一统”的“皇权官僚专制主义”社会模式是一种集体无意识,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灵深处似乎天生就有,文化遗传力很强,如荣格所说是“有再现可能的祖传遗产,不是个人的,而是所有人共有的”(《荣格》,第43页,[美]R.比尔斯克尔著,中华书局,2004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我们自己不感觉,不知道,学术界长期不认识,更不要说政治家了,超越之路还很长。是悲是喜,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

  总之,中国革命在高举“反封建”大旗,高呼“反封建”口号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漏掉了一个重要的革命对象,那就是“皇权官僚专制主义”,中国现代化进程现继续受阻,正在吃这个亏,亟需补这一课。

  什么是科学?

  从时间维度看,科学是人类认识史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知识形态。具体说,科学是从伽利略1591年在比萨斜塔上做自由落体实验开始的。伽利略让体积相同而重量不同的铅球和铁球同时掉下来,结果大家都看到两球是同时落地的,从而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不同重量物体落地速度不同”的结论;在采用试验证伪之后,他又得出自由落体运动的数学公式h=1/2·g·t^2,而这个公式在地球上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以,科学虽然在人类认知活动的子宫中孕育了几千年,可正式诞生才四个世纪,实际年龄不超过400年。

  从空间维度看,我同意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这部伟大著作中得出的结论:“迄今为止共有二十一个文明诞生了而且长到成年,其中有十三个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在剩下来的八个文明中的七个都已经明显地在衰落中。仅有第八个,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进化出了科学(《历史研究》(中),第40页,[英]汤因比,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地球上现存的另外7个文化圈中,如果有谁对这个结论不服气,我请他扪心自问,在科学现有的几百个学科,大约10000个概念、10000条定理、10000个数学公式公式以及相应的10000项技术发明当中,你所在的文化圈人究竟贡献几何?

  当然,我们还可以说,科学纵然是近代在欧洲文化圈中进化出来的,可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全人类的文化成果才进化出来的,并且现在已经传遍全球和属于全人类了。难道作为科学之根的古希腊-罗马文化没有吸收古埃及代表的非洲古代文化成果吗?难道推动科学降生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不是借力阿拉伯文化吗?难道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撰著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还不能令你相信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中国人自己不重视的“实学”成果,给力欧洲近代科技吗?答案都不是“No”,而是“Yes”。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

  根据最一般的理解,科学要满足以下四条判定标准:

  第一是实证性。科学研究的对象必须是经验事实。科学假说的提出必定基于大量的经验观察,而科学的理论一定要能够解释经验观察现象并获得实际验证。

  第二是严密性。科学概念均须严格定义,科学命题均须准确表达,科学论证均须合乎逻辑。科学不允许似是而非的模糊概念,不接受模棱两可的判断,不认同武断的结论。与此相关,简约是科学的标记,而繁琐则是非科学的特征。

  第三是精确性。科学一般都是从定性研究到定量研究,从概念模型(理论模型)到数学模型。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科学,只有当其可以用数学表达时,才算走向成熟。

  第四是可证伪性。科学的结论都要经得起重复的公开的检验,这些试验即使不能最终证实结论,但至少可以使该结论始终是可证伪的。凡不可能设计出试验来检验,也没有经过公开反复检验的结论,均不能正式进入科学的殿堂。

  宇宙是多元的,人类文明是多元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惟有科学是一元的。科学的一元性既是历史事实,又是现实情况。

  欧洲文化圈之所以进化出科学以及相关的技术和工业生产,有其独特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例如土地和权力分散的封建制度,内外开放的社会条件,怀疑主义的传统,近代哲学理性超越宗教信仰,实证精神战胜盲从迷信,出现既激烈竞争又相互交流的一个科学共同体,追逐利润的市场驱动,以及海外开拓的价值引导。这些足以回答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答案很简单,上述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中国一条也不具备。

  对持“科学是多元的”这种观点的人,我的反驳是:现实的情况是,在近代欧洲和现代全球性的科学共同体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文化圈中的任何一个人,作出了符合下述悖论的研究成果: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原因很简单,科学共同体对现在能够给出答案的问题,都已经给出了唯一答案,而这些恐怕都是颠扑不破的--你要是颠扑一个,多半会获诺贝尔奖。答案还是两可的只有“光的波粒二象性”,倘若你有本事给出单象性答案,准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就是说,科学是硬道理,前进要靠证伪--证伪成功,科学共同体立刻庆贺,给你颁奖,然而你的新成果还是属于科学。其次,全球性的科学共同体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话语体系,任何个人,无视传统,在共同体之外重复研究,另创话语系统,其活动既无必要,又不会得到普遍的承认,自己反倒像是又一个唐吉钶德。

  话说到这里,我们中国人当中肯定会有人问:我们的中医就另有一套人体模型和话语系统,能不能搞出另外一元的医学科学呢?我的回答是,这仍然是不可能的。科学是进化的,其次第是:潜科学→前科学→科学。我认为,中医达到了前科学阶段--控制论的灰箱操作,可是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而且很可能会永远停留在这个阶段上了。譬如,中医最基本的概念“阴”和“阳”,“虚”和“实”,就不可能准确定义,更不要说定量和获得解剖学上的实证了。中医最独特的是人体“经络系统”,可是至今找不到实体印证。退一步说,有一天找到了,那肯定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最终还是会说:“中国人在人体中发现了经络实体系统”,丰富了人体解剖科学。

  其实,科学的一元性是人类的幸事,并给世界带来走向大同的希望。如果我们环顾全球各地的文化纷争,文明冲突,宗教战争,种族战争,我们就会更清醒地注意到,惟有属于全人类的一元的科学在引领全球化进程,在推动世界大同,在走向光明。

  当然,这就留下一个问题:社会科学怎样?答案肯定是:配称为社会科学的,必定是对所有社会都适用并被全人类接受的理论。

  科学是一元的

  在哲学本体论上我主张多元论,我写的书就叫《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9)。当代科学已经证明,场→能量→物质→信息→意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太阳-地球系统中依次进化出来的五个相对独立的元素,我们人类生活在一个至少是五元的世界上。

  在我的书中,我主张“文化多元论”和“宗教多元论”,但是我又明确地说“科学是一元的”。原因很简单,在过去几十万年至几千年间,人类的众多群体分支,在几乎是相互完全隔绝的条件下,进化出了各不相同的文化和宗教,它们之间有许多的不可通约性。科学就不同了。欧洲文艺复兴之后,近代科学兴起,才有三百多年的历史。近代科学是在开放和交流的新的社会条件下,以古希腊理性思维方式和科技成就为主干,广泛吸收埃及、巴比伦、犹太、波斯、伊斯兰、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的科技成果,先是在欧洲科学共同体,后是在全球科学共同体内发展起来的,因而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创造。现在,科学已经进化出一种全人类共同的先进文化--现代科学-技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文明。迄今为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现代科技文化和现代科技文明一直是一元的;尽管人类社会在许多方面有多样性,特别是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方面,可是在接受、传授和应用现代科技方面确实一致的。当然,现代科技文明对其它历史久远的文明,如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的古代科技成果,肯定有吸收未尽之处,但是这些文明中人是否有可能因此创造出另“元”或另“类”的科学,我是持怀疑态度的,或者更直白地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原因很简单,从逻辑上讲,“科学是多元的”这个命题本身包含悖论。同神话、宗教、哲学不同,科学有客观标准,一般认为,科学是人类用范畴、概念、定义和定理构成的一般规律性的知识体系,严格地说科学规律必须达到能用数学做严格的表述,科学规律经得起公开的反复的实验检验。任何人的发现和表述符合上述三条标准就是科学,属于科学当然就包含在“科学”这唯一的“一元”之中;如果不符合上述三条标准,根本就不是科学,不是科学的别的什么东西怎么可能构成“另外一元的科学”呢?

  还可以从逻辑上反证。绝大多数科学规律都有确定的唯一的表述,可是科学是开放的,科学从来鼓励怀疑、批判、否定和创新,如果你的创新能推翻任何一条科学规律,科学共同体经过验证确认后就会承认,并且很快就会给你颁发诺贝尔科学奖,因此,假设你创造出“另外一元的科学”,那就意味着你把现有的所有科学规律都推翻了,那么至少未来100年以内的诺贝尔科学奖就都是你的了,而这你是做不到的,因为你连一项属于“另外一元的科学”的能够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成果都拿不出来。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应当如实承认,科学现在还是在幼年时期,不可固步自封,搞成封闭系统。霍金在《时间简史》里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0年,当质子最终被发现和命名之后,参加那项研究的一位物理学家就迫不及待地向外宣布:“物理学将在两个星期以后终结”。道理很简单: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原子由原子核和围绕它旋转的电子组成。带负电的电子此前已经被发现了,现在构成原子核的带正电的质子又被发现了。那么,只要花两个星期把发现质子的研究报告写完,物理学不就终结了吗?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久中子的发现就敲了他的头”。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又发现了几百种基本粒子。现在已经证明,基本粒子下面是夸克,夸克下面还有超弦,超弦下面可能就是真空了。然而,真空不空。2005年世界十大科学成就的第一项就是“科学界公认,人类可以感知到的显在的物质宇宙只占宇宙总质量的4%,其余96%是隐能量(占73%)和暗物质(占23%)”。我们连只占4%的显物质的宇宙都没搞清楚,那96%是怎么回事几乎还一无所知。科学可不是还在幼年时期吗?

  在人类文化史上,神话和巫术占据统治地位几十万年,宗教几万年,科学才三百多年。由此推断,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科学还处在幼年时期。因此,真正的科学家永远会保持一种开放和谦虚的态度,就像牛顿说的那样:“我只不过是在海边玩耍的一个孩子,偶然检到了几块美丽的石子,那大海和大洋里有什么,根本还不知道呢。”切不可像咱们中国那几个“反伪科学的专家”那样,他们大概在几十年前学了古典物理学,就把科学封闭起来,当起科学的太上皇来了;把凡是不符合古典物理学的东西,都挡在外边,扣上“伪科学”的帽子。这样做是非常危险和有害的,因为很可能把值得研究和有发展前途的“潜科学”和“前科学”的东西都扼杀在萌芽状态了。

  所以,反“伪科学”对于中国,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让中国的科学在原地踏步,最坏的情况就是让中国的科学倒退,因为人家前进,你原地踏步就是在倒退。此外,反“伪科学”也有背于党中央提倡和鼓励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时代精神。




  浅议Materialism和Idealism的汉译

  在哲学的全部术语中,除“哲学”本身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最近因为研究和写作的需要,笔者对这两个术语做了重新审视,结果发现它们的汉译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似乎有提出来重新思考的必要。

  当然哪,中国哲学界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称谓已经100多年了,早就用俗了,用惯了,似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静观西文原文,“唯物主义”英文为“materialism”,法文为“materialisme”,德文为“materialismus”,西班牙文为“materialismo”,其余也都是这样大同小异。在这些构成相同的西文词汇中,都只有“material”(物质)和“-sm”(主义)两个语素,全然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冠于词前。同样,“唯心主义”英文为“idealism”,法文为“idealisme”,德文为“idealismus”,西班牙文为“idealismo”,其余也都大同小异。在这些构成相同的西文词汇中,也都是只有“idea”(理念)和“-sm”(主义)两个语素,也都是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冠于词前。再反观中文冠于词前的这两个“唯”字,顿觉突兀,分明是在汉译过程中译者加上去的。这一加,当然就增加了诸西文原文本词没有的意思。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误译或至少是不准确的翻译呢?


  再进一步考虑,“material”一直汉译“物质”,没有问题。由柏拉图最早提出来的“idea”,汉译曾经有过“观念”、“思想”、“理念”、“概念”等不同的译法,现在终于趋同译成“理念”了。这样一来,在汉语哲学术语系统中,由于“material”译“物质”,相应地“materialism”就应当译“物质主义”;同理,由于“idea”译“理念”,相应地“idealism”就应当译“理念主义”。这种新的译法既合乎逻辑,又理顺了哲学术语系统,还符合西文原词的构成,更重要的是消除了汉译增加的两个“唯”字及其语义

  大家都知道,日中两国的文字是相通的,日文大量采用汉字。日本是太平洋当中的岛国,是汉字文化圈的外围,门户开放早,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学术。中国是大陆国家,是汉字文化圈的核心,门户开放晚,后于日本接触西方学术。是故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学人,就便取材,便大量直接采用日本学界对西方学术用语的汉字译法。就我所知,中国哲学界采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直接引进的日文译法,而这日文译法我猜是套用中国六朝和唐代学者翻译佛经梵文的语素“摩怛剌多”用的那个“唯”字,如“唯心”、“唯识”、“唯识论”、“唯识宗”(参看《辞源》(合订本),第0286页,中华书局,北京,1988年。)。可是,我猜得对吗?日本人这么套合适吗?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查阅了德国的汉学-日本学家李博(WolfgangLippert)的专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240-2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据该书记载:

  “'Materialismus'(=Materialism)在现代日语里的对等词是'yuibutsu-ron唯物论',它是由Nishi同时代的一个人创造的;1882年的时候,日语词汇中就已经有这个词了,这一点可以由Ei-WajiiII(《英和字彙》)证明。这个词由两个语素构成,'yui'就是'只有','butsu'符合中文语素'物',最后又从汉语借用了构词成分-ron(论),加在名词后面,用来表示哲学和思想学说以及理论。”

  “我们可以推测,'yuibutsu-ron'是按照其反义词yuishin-ron唯心论(idealismus)被创造出来的。yuishin-ron这个词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产生的,它源自于唐朝初年中国的佛教翻译经书。'Yuishin'(汉语即'唯心')由'yui''仅仅'和'shin''精神'两部分构成,它指的是佛教当中把精神看作是惟一现实的一种思维方法。由于中国人认为,日本的新词'yuibutsu-ron'恰好可以表达'Materiualismus'这个概念,所以就在1900年前后将它借用过来,从此就有了汉语的'唯物论'。

  “但是,在20世纪当中,'唯物论'这个旧词渐渐被'唯物主义'取代,因为,人们认为用'-主义'来译'-ismus'似乎更加贴切。”

  这几段引文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测的正确性:

  (1)“唯物论”(=唯物主义)果然不是对应西文直译出来的,而是由跟西周(Nishi)同时代的一个日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的;

  (2)他在意译这个词的时候比照“唯心论”把这个词造成是“唯心论”的反义词,而“唯心论”则是中国唐朝人翻译佛经时的用词;

  (3)日文“yuibutsu-ron”(唯物论)这个词实际是“三节棍”:“yui”源自梵文,“butsu”源自日文,“ron”源自汉文。

  (4)上世纪初的中国学人根本没对照西文独立思考和独立翻译,而是按照“拿来主义”从日文拿过来就用。

  待这两个日译术语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更有甚者导出“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进而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线;凡被戴上“唯物主义”桂冠的中外哲学家都是进步的和伟大的,凡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的哲学家都是反动的和渺小的。这样一来,古今中外哲学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有定评的伟大哲学家,大部分都成了“反动的和渺小的”;许多没有多大影响的二三流哲学家都上升成“进步的和伟大的”,而持二元论的哲学家则经常被嘲笑为“摇摆不定”。最后,“唯心主义”还成了帽子、棍子和刀子,不但用来打击哲学家,还用来打击自然科学家——当然是阻碍了哲学创新和科学创新,以及国外科学创新成果的引进和应用。

  既然是这样,我们当然要继续追问:日本人用印度佛学解西方哲学恰当吗?采用日译的汉译加上两个“唯”字得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比西文原来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的“Materialism”和“Idealism”更准确和更全面地概括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诸多派别吗?更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应当建议西方哲学界在西文原词前面都加上“Only-”这个语素呢?--但我担心人家会反骂一句:“岂有此理!”笔者才疏学浅,不懂梵文,不懂日文,不通佛学,既不是哲学史专家,又不是译名术语专家,所以回答不了这些更细更深的问题,在此仅以这篇短短的“浅议”就教于大方之家。

  不过我要声明,在没有上述几方面的专家站出来撰文驳斥和说服我之前,从今以后,本人在行文中开始慎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术语,尝试使用“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这两个贴近西文直译的新译名。

  我开始尝试这样做,除了想忠实于原文和想同国际接轨之外,其实还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因为早在1935年就有一位中国学者余又荪“在对日本人创造的科学术语所作的一个非常严谨客观的研究中说:'我国接受西洋学术,比日本为早。但清末民初我国学术界所用的学术名辞,大部分是抄袭日本人所创用的译名。这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转引自李博:《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第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2003年。余又荪的原文见《日译学术名词沿革》,第一部分,第13页,《文化教育旬刊》,1935年69号。)

  “知耻近乎勇”,是以撰写此文,之所以冠以“浅议”,是因为这个问题大了去了,深究起来在中国出版的哲学史都要重写过。

  进化的多元论

  本体论是对世界本原的追问,这是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不管遭到多少拒斥,它都会回到前台来。二十世纪末,全球科学界达到一个新的共识:宇宙总质量的73%是隐能量,23%是暗物质,显物质只占4%。人类的自然科学对这可观察的4%都还没完全搞清楚,何谈“本体论的终结”和“形而上学的终结”?

  十九世纪末恩格斯写道:“随着自然科学领域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到二十世纪末,自然科学已有五个划时代的发现: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遗传学、大爆炸宇宙学和系统科学。人类科学揭示的世界图景完全改变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唯物主义,不得不告别主客两分的二元论,和任何一种偏执的一元论,复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进化的多元论,即老子《道德经》开篇所讲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但是,建立在二十世纪科学最新成果之上的新型形而上学,或新型的本体论,不是循环的多元论,而是场→能量→物质→信息→意识依次进化出来的进化的多元论,并用1分为N(1≤N<∞)解释世界。

  欧洲近代哲学用笛卡尔研究认识论的主客两分框架来研究本体论是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其结果是令哲学家们陷入“存在和意识”,“物质和精神”,“肉体和心灵”的尖锐对立,而且只有唯物主义的一元论,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以及二元论这样三个本体论选项。在二十世纪相对论、量子力学、分子遗传学、大爆炸宇宙学和系统科学五个划时代科学成就之上,建立起了广义进化论,它使我们得以跳出笛卡尔框架,同宇宙广义进化过程拉开距离,站在宇宙之外足够远的基点上,客观地透视从宇宙起源的真空零点能大爆炸,宇宙依次经历的场的进化,能量进化,物质进化,信息进化,意识进化的全过程,到达当今地球上的人类社会。这样,当代哲学就终于得以摆脱困境,进入本体论的第四个选项--进化的多元论。场、能量、物质、信息和意识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构成宇宙的五种元素,它们是自大爆炸的那一刻起相继进化出来的,地球上的人类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多元的世界上。我们不排除将来还会进化出新的元素,也不排除在宇宙的别的区域还存在新的元素,更不排除在未来,譬如21世纪,随着科学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发现--如在对隐能量和隐物质的研究方面--这种新的进化的多元论的世界观还会改变形式。

  场、能量、物质、信息和意识是当代科学思维和科学的哲学思维必得采用的五个本体论范畴。你既不可能用“奥卡姆剃刀”消掉任何一个,也不可能归并任何两个。当代思想先进的哲学家,站在前沿的科学家,真正有作为的领导者,在讨论、研究和处理任何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譬如人脑功能问题、社会系统的结构问题、社会发展问题、管理问题、全球问题等等,要做到全面-客观地看问题,你必得从五个视角透视,运用五个范畴思考。

(闵家胤1942.06.02--)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作者:闵家胤 】 (编辑:陈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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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家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词汉译浅议


闵家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词汉译浅议

闵家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词汉译浅议

闵家胤 2012年10月28日


闵家胤,1942年生,四川重庆人,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哲学硕士,研究方向是系统科学和马克思哲学。本文原标题是《浅议Materierlism和Idealism的汉译》,但考虑到一般读者看到Materierlism和Idealism二个单词不容易引起联想,吸引不住眼球,不如直接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标题,读者一看就会引起联想,引发关注。


在哲学的全部术语中,除“哲学”本身之外,“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最近因为研究和写作的需要,笔者对这两个术语做了重新审视,结果发现它们的汉译很可能是有问题的,似乎有提出来重新思考的必要。

当然哪,中国哲学界采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称谓已经100多年了,早就用俗了,用惯了,似乎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是,静观西文原文,“唯物主义”英文为“materialism”,法文为“materialisme”,德文为“materialismus”,西班牙文为“ materialismo”,其余也都是这样大同小异。在这些构成相同的西文词汇中,都只有“material”(物质)和“-sm”(主义)两个语素,全然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冠于词前。同样,“唯心主义”英文为“idealism”,法文为“idealisme”,德文为“idealismus”,西班牙文为“ idealismo”,其余也都大同小异。在这些构成相同的西文词汇中,也都是只有“idea”(理念)和“-sm”(主义)两个语素,也都是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冠于词前。再反观中文冠于词前的这两个“唯”字,顿觉突兀,分明是在汉译过程中译者加上去的。这一加,当然就增加了诸西文原文本词没有的意思。仔细想一想,这是不是误译或至少是不准确的翻译呢?

再进一步考虑,“material”一直汉译“物质”,没有问题。由柏拉图最早提出来的“idea”,汉译曾经有过“观念”、“思想”、“理念”、“概念”等不同的译法,现在终于趋同译成“理念”了。这样一来,在汉语哲学术语系统中,由于“material”译“物质”,相应地“materialism”就应当译“物质主义”;同理,由于“idea”译“理念”,相应地“idealism”就应当译“理念主义”。这种新的译法既合乎逻辑,又理顺了哲学术语系统,还符合西文原词的构成,更重要的是消除了汉译增加的两个“唯”字及其语义。

大家都知道,日中两国的文字是相通的,日文大量采用汉字。日本是太平洋当中的岛国,是汉字文化圈的外围,门户开放早,先于中国引进西方学术。中国是大陆国家,是汉字文化圈的核心,门户开放晚,后于日本接触西方学术。是故最早赴日本留学的中国学人,就便取材,便大量直接采用日本学界对西方学术用语的汉字译法。就我所知,中国哲学界采用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正是直接引进的日文译法,而这日文译法我猜是套用中国六朝和唐代学者翻译佛经梵文的语素“摩怛剌多”用的那个“唯”字,如“唯心”、“唯识”、“唯识论”、“唯识宗”。可是,我猜得对吗?日本人这么套合适吗?

带着这两个问题我查阅了德国的汉学-日本学家李 博(Wolfgang Lippert)的专著《汉语中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起源与作用》。据该书记载:

“‘Materialismus’(=Materialism)在现代日语里的对等词是‘yuibutsu-ron唯物论’,它是由Nishi同时代的一个人创造的;1882年的时候,日语词汇中就已经有这个词了,这一点可以由Ei-Wa jii II(《英和字彙》)证明。这个词由两个语素构成,‘yui’就是‘只有’,‘butsu’符合中文语素‘物’,最后又从汉语借用了构词成分-ron(论),加在名词后面,用来表示哲学和思想学说以及理论。”

“我们可以推测,‘yuibutsu-ron’是按照其反义词yuishin-ron唯心论(idealismus)被创造出来的。yuishin-ron这个词也是在明治维新时期产生的,它源自于唐朝初年中国的佛教翻译经书。‘Yuishin’(汉语即‘唯心’)由‘yui’‘仅仅’和‘shin’‘精神’两部分构成,它指的是佛教当中把精神看作是惟一现实的一种思维方法。由于中国人认为,日本的新词‘yuibutsu-ron’恰好可以表达‘Materiualismus’这个概念,所以就在1900年前后将它借用过来,从此就有了汉语的‘唯物论’。”

“但是,在20世纪当中,‘唯物论’这个旧词渐渐被‘唯物主义’取代,因为,人们认为用‘-主义’来译‘-ismus’似乎更加贴切。”

这几段引文果然印证了我的猜测的正确性:

(1)“唯物论”(=唯物主义)果然不是对应西文直译出来的,而是由跟西周(Nishi)同时代的一个日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意译出来的;
(2)他在意译这个词的时候比照“唯心论”把这个词造成是“唯心论”的反义词,而“唯心论”则是中国唐朝人翻译佛经时的用词;
(3)日文“yuibutsu-ron”(唯物论)这个词实际是“三节棍”: “yui”源自梵文,“butsu”源自日文,“ron”源自汉文。
(4)上世纪初的中国学人根本没对照西文独立思考和独立翻译,而是按照“拿来主义”从日文拿过来就用。

待这两个日译术语进入中国思想界之后,更有甚者导出“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进而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线;凡被戴上“唯物主义”桂冠的中外哲学家都是进步的和伟大的,凡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的哲学家都是反动的和渺小的。这样一来,古今中外哲学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早有定评的伟大哲学家,大部分都成了“反动的和渺小的”;许多没有多大影响的二三流哲学家都上升成“进步的和伟大的”,而持二元论的哲学家则经常被嘲笑为“摇摆不定”。最后,“唯心主义”还成了帽子、棍子和刀子,不但用来打击哲学家,还用来打击自然科学家——当然是阻碍了哲学创新和科学创新,以及国外科学创新成果的引进和应用。

既然是这样,我们当然要继续追问:日本人用印度佛学解西方哲学恰当吗?采用日译的汉译加上两个“唯”字得出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比西文原来没有“Only-”(唯)这个语素的“Materialism”和“Idealism”更准确和更全面地概括了西方哲学史上的诸多派别吗?更进一步,我们是不是应当建议西方哲学界在西文原词前面都加上“Only-”这个语素呢?——但我担心人家会反骂一句:“岂有此理!”笔者才疏学浅,不懂梵文,不懂日文,不通佛学,既不是哲学史专家,又不是译名术语专家,所以回答不了这些更细更深的问题,在此仅以这篇短短的“浅议”就教于大方之家。

不过我要声明,在没有上述几方面的专家站出来撰文驳斥和说服我之前,从今以后,本人在行文中开始慎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个术语,尝试使用“物质主义”(Materialism)和“理念主义”(Idealism)这两个贴近西文直译的新译名。

我开始尝试这样做,除了想忠实于原文和想同国际接轨之外,其实还有点民族主义的情绪,因为早在1935年就有一位中国学者余又荪“在对日本人创造的科学术语所作的一个非常严谨客观的研究中说:‘我国接受西洋学术,比日本为早。但清末民初我国学术界所用的学术名辞,大部分是抄袭日本人所创用的译名。这是一件极可耻的事。”

“知耻近乎勇”,是以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