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发展”与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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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发展”与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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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发展”与启蒙运动 • 登峰造极的运具 • 达尔文密码

.副标题:现在的人们在沿用着260年前的机械论世界观

我们是随着260年前的机械论世界观陷入反发展陷阱的

 

“反发展”始于法国启蒙运动

囿于历史遗留的同一种世界观

“既然世界在土崩瓦解,我们就应该看到:这个世界是由法国启蒙思想在支配我们现代世界观的观念所构成的,这才是症结所在。因为全人类共同形成的世界观观念所造成的全球性错误,由于问题的普遍存在无论是责备个别国家的领导人或是个别组织的意识形态,那都是十分愚蠢的,因为他们都是囿于历史遗留的同一种世界观。”

 

巴黎大学的历史教授雅克.尔古1750年在巴黎大学的教室里宣读了新的历史观论文,在他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保罗、圣奥古斯丁、及中世纪的知识巨人提 出诘责后,他在将讲稿放回提包的同时也改写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结构。如果说此前是宗教在背负着人们的精神修养艰难的逆流而上的话;那么从今天起宗教所肩负的人类道德修养被“科学”取而代之,卸下了道德修养重负的人们,跟随机械论大师们登上了“科学”的“贼船”连滚带爬的随波逐流顺水而下,从此行驶入向了“反发展”的航程。尔古后尘的是培根,笛卡尔,洛克牛顿、达尔文进而将世界的一切变革成准确、划一、效率、分析、计划、科学、的机械论世界观。至此他们反对上帝的同时把人几千年来所形成的精神修养的链条折断,人们不用为贞洁进行伦理修养;更不需要做上帝脚下的原罪之徒。

按照笛卡尔的说法,理性的本质之一就是使我们从世界中游离出来,把他者当作对象,不是把它作为我们存在的一部份来看待,而是以一种工具性的姿态来对待它们,作为实现我们的意志的方式。 洛克是以理智为武器,开始寻求社会的“自然”基础。他认为既然聚财是人类本性,那么只要不断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就能永保平安。洛克的理论是个人财富积累越多,整个社会得益就越多这是“利益扩散理论”的早期形式。洛克依据这个理论宣称个人应该“尽量地积累大量的财富......”不把大自然的每块植物碎片榨干最后一滴汁誓不罢休。

如果说在黑暗贫苦的中世纪这是在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由此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话那么对于大自然过度开发的今天就是"真理向前逾越一步就是谬误"。一切财富向大自然索取,时至今日早就把索取演变成穷大自然其尽的野蛮逻辑——食其种、剥其皮、挖其根、裸其体甚至连心、肝、血、肉都可以剥下换成“效益”。最后更为不幸的是连同人类的精神——意识形态也未能幸免,使人类的正常思维模式陷入了“扭曲肮脏的畸形人文环境”。当你在听到“科学吗”、“效益好吗?”“尽量客观一些”或是“证明以下看”或者“我要看看事实”之类的话就想一想那是300年前启蒙思想家、实用主义者佛兰西斯·培根的话。

在分析哲学、利益扩散论、实用主义理论的土壤里一只看不见的“手”埋下了“不择手段”合理追求“自私自利”光荣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野兽逻辑种子。这种野兽逻辑思维与西方宗教时代和东方儒教时代强调道德修养精神格格不入。恰恰相反如果说思想道德修养是人类正发展的上坡路的话;那么放弃道德修养追求“自私”、“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就是下坡路,就是人类的“反发展”。

“历史上曾存的、现时代正存的几乎所有的人类观念、人性意识,都是异化的、错位的。这种异化和错位,使得今天的人类已经成了地球上一个最愚蠢、最野蛮的生命种群。”这就是300年前法国启蒙时代的先圣们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反发展”的野蛮思维模式 。在这种专横跋扈、愚蠢自私的野蛮种群所执掌的高速发展计划中,发展的越快离人类文明的崩溃就越近,近年来出现的气候异常、环境污染、资源耗竭、大气变暖、不治之症已经充分的说明了这种今天的发展就是人类文明明天的崩溃 。当你在文中经常看到的“反发展”一词就是基于上述概念。这种“反发展思维模式”已经根深蒂固 、习以为常的植入在人类所有成员的意识形态之中,包括第60亿人的最后的一位 ,要想肃清其流毒扭转人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谈何容易。《儒圣思想》就是就在这一严峻背景下应需而生的;之所以“章韶华是迄今为止唯一获得(国际自然与社会科学院)该项殊荣的中国学者,也是该院最年轻的院士。”就是基于启蒙时代机械论造就今天人类“反发展思维模式”的这一全球困境的原因。

在静态世界里"真理越过一步就是谬误"。而在动态(高维)世界里真理本身就是谬误,时间如流水,在不同的情境中同一事物就会既是真理又是谬误。同是冬季的海水对于冬泳爱好者意味着爽啊!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把滚热的身子跳到冷水里仅仅用上谬误一词是远远不够的,那无疑是在自杀。在启蒙时代看来“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征服自然界”那犹如为在苦难中的人民发现了新大陆“是最有力的认识工具,他是万物之源”,而由于自然被过度开发使300年后人类的今天步入了《最后的寒冬》。正如恩克思指出的那样:“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的。

汽车、飞机的发明加速了人们的出行的时间,拉近了距离在是人类利用”征服自然界“理论创造出的娇人战绩, 但是真理与之并行的是100年来,全世界死于车祸的人数已超过2000万,可庆幸的是该数值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5700多万的死亡人数。 今天人类社会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就是从300年前的法国启蒙运动的机械论的倡导者形成的。见《熵:一种新的世界观》11——14页。

 

 

法国启蒙运动

 

1、反抗权威(法国哲学家受牛顿的宇宙物理学的吸引,受洛克的政治哲学的启发。受笛卡尔的启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自行找寻问题的答案。口号一部分针对当时的教师、国王、贵族。)

2、理性主义(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新兴自然科学证明自然是受理性所管辖的。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和苏格拉底及斯多格学派这些古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样,坚决相信人的理性。所以法国启蒙运动时期被称为“理性时代”。哲学家们认为他们有责任依据人不变的理性为道德、宗教、伦理奠定基础。)

3、启蒙运动(“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人民之所以过着贫穷、备受压迫的生活是因为物质、迷信。学校制度开始于中世纪,而教育学则开始与启蒙时代。)

4、文化上的乐观态度(非理性行为与无知的做法迟早都会被“文明”的人性取代。所有的发展并非都是好的。启蒙时期哲学家认为人一旦理性发达、知识普及后,人性就会有很大进步。)

5、回归自然(有人提出“回归自然”的口号。人的理性乃是自然的赐予,而不是宗教或“文明”的产物。卢梭提出“人类应该回归自然”的口号,相信大人应该让小孩子尽量停留在他们天真无邪的“自然”状态里。)

6、自然宗教(人们认为宗教必须自然化,宗教也必须与“自然”的理性和谐共存。当时有许多人为建立所谓的“自然宗教”而奋斗。当时有很多唯物论者不相信上帝,自称为无神论者,但大多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认为否认上帝存在是不合乎理性的,因为这个世界太有条理了,因此不可能没有上帝的存在,牛顿就持这样看法。同样,这些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也认为相信灵魂不朽是合理的。他们和笛卡尔一样,认为人是否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不是信仰问题,而是理性的问题。

7、人权(一七八九年,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与民权宣言’,确立了‘个人权利不可侵犯’的原则。一七八七午时,启蒙运动的哲学家龚多塞(Condorcet)就发表了一篇有关女权的论文。他主张妇女也和男人一样有‘自然权利’。在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期间,妇女们非常积极地反抗旧日的封建政权。举例来说,当时领导示威游行,迫使国王离开凡尔赛宫的就是一些女人。后来妇女团体陆续在巴黎成立。她们除了要求和男人享有一样的参政权之外,也要求修改婚姻法,并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但她们却没有得到这些权利。)

 

 

 

启蒙和启示

 

       启蒙之谓,乃是光对黑暗的穿透和驱逐,是实事的揭蔽和显示;在英文中,「启蒙」即"enlightenment",是直接从"light"(光)这一词派生出来。按照我的看法,不能说基督教没有启蒙一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等经文就有「启蒙」的寓意,《尼西亚信经》也说耶稣基督是「光中之光」;「在《创世纪》中,上帝创造完天地后,首先创造的是就是光,至今它仍然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上帝存在的象徵。施洗者约翰宣布耶稣是光,耶稣本人也确认这种说法」。《约翰福音》一章1-9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作见证,就是为光作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作见证。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因此启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启蒙」,而这一段经文所表达得基督教「启蒙「观则是:(1)这永恒之光源于上帝;(2)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自己向这个世界显示其启示,作为上帝启示的耶稣基督就是这光本身。

       当然,我们用的「启蒙」是一个现代的概念,至于它和基督教「启示」的关系,这个启蒙是否如《圣经》所言「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则是需要讨论的问题。

1、「何谓启蒙」和启蒙观的转型一是「现代性」观念在起源上与基督教的关系。在词源学上,英文"modernity" (现代性)源于拉丁文的"Modernus",原词于五世纪末期定型,具当下(present)与目前(now)之意,是一种时间观念。

       一般认为,该词与基督教末世观有直接的关联。在许多基督徒看来,耶稣基督的诞生是历史自然延续的中断和转变,人类历史因此从神谴走向赦免,从苦役走向自由;当基督教是在五世纪取得社会主导地位之后,他们使用了这个概念,为的是宣告他们沐浴在新世纪的阳光之下:一个后基督的时代,一个走向自由和救赎的时代,一个与罗马异教时代有本质区别的全新时代。在这一宣告中,基督徒赋予这个概念以救赎史的意义;

 

     「现代」意味着一种优越,一种前途,一种希望,其进程是单向而不可逆的。二是「现代性」观念在流变中与启蒙主义的关联。语言在其使用中,意义的散失、增衍、和漂移是必然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人类走过了一个千年之后,当「现代性」一词在十七世纪又一次地进入欧洲日常语言之时,其意义却发生了变化。它还是和基督教关联着,但是这种已不再是正向的,而恰恰是反向的。假如落实一下启蒙主义者,那我们的目光首先得投向法国,投向法国战斗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最大特色就是批判旧传统,批判基督教及其神学。随着时光的漂移,如果说在当时,现代性概念因其世俗主义的趣味如建筑、衣着和言辞的标新立异和时髦招摇而尚含贬义的话,那么到一九世纪,随着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以及西方三权分立政治制度的建立,终于修成正果,转贬为褒。不过,五世纪的基督徒是毫不犹豫地以十字架事件为其「现代」的起点,而新「现代」的起点却至今尚是一个商榷之中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新「现代」的界标上溯至一五○○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而确实一点的话,则可以以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广义的启蒙运动可以上溯到十七世纪——为其真实开端和明确标志。我是倾向于以启蒙运动为新「现代」起点的。既是因为,这是当前许多史家有这样的见解,也是因为,正是在启蒙运动时期,传统基督教世界观和价值观才遭到公开而全面的挑战,欧洲真正实现了从神圣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范式转换。

 

     正如特洛尔奇(Ernst P. W. Troeltsch,1865~1923年)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是欧洲文化及其历史的真正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与直到当时仍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对立。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启蒙思想家通过启蒙运动铸就的启蒙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新「现代」确切而完整的思想纲领和理念表达;话再重点,那就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年)在其名篇《何为启蒙》中所说的:「『启蒙』作为今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体制的、文化的事件的总体,它是一个特殊的分析领域。

 

     我还认为,「启蒙」作为通过直接关系的纽带而把真理的发展同自由的历史联系起来的事业,构成了一个至今仍摆在我们面前的哲学问题。」论起启蒙运动,自然而然地要从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的经典论述开始。1784年9月,康德应德国《柏林月刊》之请,对「何为启蒙」的问题作了如是回答: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 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关于「现代」的特质即「现代性」,存在着种种的言说;在当前有关现代性的文献中,已经有把它变成复数名词modernities的例子。但是,不管是哪种言说,都难以否认现代性在开始时期的两大主题:主体性原则和理性主义;一般相信,社会生活在现代的全面世俗化与这两个主题关系尤为密切。康德的上述回答提纲挈领式地点出了现代性的两个主题。「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强调了「你自己」。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基督教启示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启蒙」。问题就是,光源在哪里?现代和前现代,启蒙主义与传统基督教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回答,引发了它们之间的对抗性冲突。前现代的回答是光源是上帝,上帝是真理和价值的起点;而在启蒙运动中,真理和价值的起点转移到到人/主体之上,实现了「上帝中心观」(神本)向「人类中心论」(人本)的哥白尼式转向;而这个人是个大写的「人」,是以个体为本位,以自我意识为核心,以自由为本质的人。按照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教授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他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说:「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份(gnostic components)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市。……异端理想的转型主要发生在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期间,发生在英国内战、尤其是美国和法国革命及其随后的时期。这种转型使异端理想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说到底,主体性原则就一种人本思想,而它又构成了现代的一条主线;翻译成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的语言,就是「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份地发展」。主体性原则是在文艺复兴的浪潮中已经铸就;从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年)那句「我思故我在」的名言到康德的「自我」,则是这一原则在哲学层面上的步步推进和展开。其要旨就是真理与价值都要透过主体的认信;以人为本,以人为目的。大致而言,这一原则有自主和自律两个维度。自主意味了着人的自由,外在的权威已经不复存在,人的理性之外再没有肯定真理的起点,人的感受以外也没有客观价值的基础;主体与世界成为对立,世界成了被主体认识乃至于资用和支配的对象,人凭借自己的力量征服自然界,摆脱匮乏和灾害,把握自己的命运,实现自己的解放。自律意味着人的主权;在未来,人必须自己管理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具体点,那就是哈贝马斯所分析的:现代的首要特徵在于主体自由。这在社会里表现为主体受司法保护,合理追逐自己的兴趣游刃有余;在国家范围内表现为原则上(每个人)都有平等参予建构政治意志的权利;在个人身上表现为道德自律和自我实现;在与这一私人领域密切相关的公共领域里最终表现为围绕着习得反思文化所展开的教化过程。在当代汉语语境中,我们大致以「人文主义」指称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文化思潮,以「人道主义」指称尊崇人之价值和强调人之尊严的意识形态,以「人本主义」指称以人为出发点的哲学立场,但是在欧洲语言中,它们实际上却是同一个词—英文写作"humanism",是德语"Humanismus"的翻译,其拉丁文词根为"Humanus"即「属于人的」之义。在我看来,西方现代文明和古典文明间的断裂决不弱于所谓的东西方文化间的区别,而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恰恰是这一断裂得以完成的关键因素;自此,人未必一定要为「终极关怀」而活着,因为人自身就是最终的目的。以当代基督教神学家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话来说,「所谓人文主义理念,指的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活,这种生活存在于理性的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中支配一切的统治,进一步则是人的全面统治」;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欧洲自启蒙运动以来最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humanism不仅是一个哲学命题,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和道德命题,即「不仅仅是专业哲学家们的一种思考方式,而且也是企求过上幸福和有益的生活的普通人们的信经」。文艺复兴是这一断裂的开始,启蒙运动是这一断裂的完成和扩张——「启蒙自始至终的目标就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也正因为这两个运动都以主体性原则为魂,以致巴特认为:「十八世纪无疑是十六世纪文艺复兴的再演;或者,假如你愿意的话,可以称作又一次文艺复兴」。「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又强调了「理智」。近代以来,人们相信主体,其根据就在于相信人天然具有的理性能力,在于人类心灵能够获得知识,其最强悍的表述就是培根的那句「知识就是力量」。

 

     在这个趣味下,知识以及构成知识的理性,其本身是毋庸置疑的,「成问题的只是如何、用什么方法得到知识,知识的范围能扩展多远」。正是以理性、知识和科学以及其他类似的名义,「现代」才得以踌躇满志地向人庄严承诺,作为主体的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的权威,去获得自己的解放,并成为这个时代乐观主义的依据。也因此,人们很习惯混用「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这两个词:对启蒙时代的人,理性是经过科学与逻辑训练而后形成的一种精微的常识.对全体人类的作用和其他的各种生理功能并无二致。但是,由于某些隐秘的(或环境的)因素,启蒙人士认为十八世纪的西方败坏了大部份人类本能的「理性」功能的作用。是故,所有的历史制度——特别是宗教和教会——正是这种败坏的产品。就启蒙人而言,历史遗留的文化——教会、国家、社会与经济阶级、迷信、无知、偏见、贫穷和邪淫——似乎都一起作用着来阻碍理性功能的正常运作。根本的最大罪恶来自于宗教的超自然和出世,置信仰与神高于人类之上。十八世纪末,理性在大部份知识分子中已经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如果说现代启蒙的光源是主体/人,那么这个「光」就是「理性之光」,是构成人类本质属性的「理性」的「光」;在黑格尔那里,理性和认识是统一的,因此相应地,「认识不是光线的折射作用,认识就是光线本身,光线自身才使我们接触到真理」。不过,所谓理性,是指人类可以把世上万物的联系割断,通过彼此之间的因果关系,由此及彼地加以认识。

 

     这不是什么现代的发明,西方自古希腊以下,强调理性这条线虽时隐时显,但始终没有断过;比如说,「理性之光」的经典比喻应该上溯至柏拉图的「洞穴说」。十八世纪有「理性时代」之称,那么这个时代的理性有什么特色呢;也就是说,这个时代的理性与其他时代的「理性」有什么不同呢?一、根据恩斯特·卡西尔的论述,启蒙哲学的方法论特徵是实证分析和理智重建,与十七世纪通过抽象演绎以构造体系不同。也就是说,现存的一切,即便它是源于启示、传统或是权威,「首先都必须被分解为最基本的成份,然后再按照理性的规则将它们重建为一个整体」。二、这一基本的方法论显然是建筑于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即理性具有同一性与永恒性以及因前两者而获得的普适性;而且,也正因为这一普适性,理性贯彻到一切领域的合法性获得确认,福柯在评论康德这篇文章时说「当对理性的普遍使用、自由使用和公共使用相互重叠时,便有『启蒙』」。三、工具性特别地强即工具理性获得单向度的大发展;按照笛卡尔的说法,理性的本质之一就是使我们从世界中游离出来,把他者当作对象,不是把它作为我们存在的一部份来看待,而是以一种「工具性的姿态来对待它们」,作为实现我们的意志的方式。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795~1878年)分析,现代与西方理性主义的联系不是偶然的,而是内在而必然的;所谓的现代性在社会、人格或文化皆表现出「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倾向,「在启蒙辩证法中,理性作为宗教凝聚力的替代物而发挥作用」。在社会侧面,理性化的成果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现代国家体制以及架构于两者其上的立法精神。人格方面,理性化体现为新教伦理的人生取向,以工作及成就为天职,冷静地规划自己的人生。在文化方面,宗教生活世俗化,工具理性压倒一切,取代了知识(科学)、实践(道德)和情感(审美)的合理分化。可以说,这个理性化就是世界在启蒙中「祛魅」的过程。原有的神谕性世界图景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以科学命名的的世界图景:自1690年代起,科学即是光明之路的前导。启蒙思想家们夺取了神职人员把持的知识学问后,主张一切知识—不分道德的、政治的、历史的—都应具有科学性。在任何知识领域里产生疑问探求答案,都应以客观地追求通则为目的;每一门知识都是可以系统化条理化的。甚至读与说的行为也不例外,人的思维与语言的互动,不论今古东西,都能以科学方法理解。因此,启蒙思想家们着手探寻所有语言的根源,同时也创出了最早的百科全书。他们以牛顿《原理》为起点,把既有的各门知识类别重组,有的还添加新的分支。为了醒目,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于1751年推出《百科全书》并第一次配有显示这种新的知识体系的图画。这个过程,以黑格尔的话讲,就是「人类的和神圣事件中一切的猜测都由启蒙运动完全逐灭尽绝了」。「祛魅」还是「信仰」,这似乎又是一个「现代」和「前现代」的分水岭;「要唤醒世界、祛除神话,用知识来替代幻想」,反思启蒙的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年)和特奥多·威·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年)对启蒙的纲领作了如是的总结。如果我们以「心灵和方法的习性」界定辩证法,即思想的逻辑和性格,那么现代的启蒙辩证法也就是:作为革命意识形态的启蒙辩证法有三重基本使命:揭露虚假意识(或反动意识),自身则体现为(理性或现实)历史的自由意识,作为这种意识,它是正当且神圣的革命性行动。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主导了人类的整个现代史,并且是许多社会运动的源泉。 黑格尔为启蒙欢呼并最早锻造「现代性」概念的一位哲学家;他曾对这个时代的看法是,「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人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在这样的时代中,「人的眼睛变得明亮了,知觉变的敏锐了,思想变得灵敏并有解释能力」。在基督教神学界,可以与黑格尔这些话相对照的,可能是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effer,1906~1945年)对时代的如下判断:大约从十三世纪(我不愿卷入任何关于确切时间的争论)开始的这场走向人类自律的运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得到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习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上帝。……在过去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在宗教问题也越来越如此:事情正在变得很明显,每样东西没有上帝也行,而且同以前一样好。同在科学领域一样,在一般的人类事务当中,我们称为『上帝』的东西正越来越被挤出生活,越来越失去地盘。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使用了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这一对立,似乎是呼应,朋霍费尔也论述了「宗教在一个已成年的世界中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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